反之，否定、敌视商品货币关系，忽略个人权利的对立统一，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与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需要特别指出，由商品交换促成并加剧的权利关系，具有私自性排他性的特征，从而也具有对立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展现为奴隶主所有制、封建领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些统治阶级的权利，是首先要保护的，所以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中，我们主要看到了对这些统治阶级权利的保护，同时也或多或少兼顾到其他阶级的权利。

所以说，权利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这种变动不居，从总的方面说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而人们之间的权利对立，亦对这种变动不居有量的改变。同时它们又将权利至上的西方法系，推举为世界性的典范，让天下法律尽入其彀中。可见，权利总是带着它那个时代的特征，而私有制的存在让权利呈现出对立的态势，几乎没有什么一视同仁的权利，权利的这个时代特征和对立态势根本上讲则是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达的这一思想，在他后发的《国富论》中有了更精准且更具掩饰性的表述：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二 近现代西方法系中的权利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在西方各国也经历了长期的持续的变动，但在这样激烈的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是对权利这一主轴的专注。

这在西方法制史中是一个大的飞跃，在古希腊古罗马以致到中世纪的欧洲，沿着西方人自我认可的历史踪迹，未进入公民的行列是没有权利可言的。这个过程在康斯坦丁统治下达到了高的顶点，其后果用一位杰出的罗马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引入衡平法原则的同时，绝对的皇权宣布不受法律限制的皇帝意志的权威，查士丁尼一世同他那些博学多闻的教授们一起结束了这一发展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在农村，无论是三自一包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键都是产权的改变，即土地属于农民自己，激发出农民冲天的劳动热情。

休谟也许是西方广泛讨论人性的第一人，他的《人性论》洋洋洒洒，从不同的方面来论证人性，而他对权利与人性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即着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然而却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即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取而代之，不过列宁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退却。普选权在民主社会中是天赋人权的一种，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财产权。用现今的标准看，这家长权是显得太专横甚至残酷了，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这里用法律确定了这一权利。

第七条：出卖的物品纵经交付，非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或提供担保以满足出卖人的要求后，其所有权并不移转。从《十二铜表法》到《法学总论》，其间已是千年，比《秦律》到《唐律疏议》的时间还长，在中国的法制史上，《秦律》到《唐律疏议》于立法基础上有根本的改变，而《十二铜表法》到《法学总论》，却总是围绕权利这一核心，虽说《十二铜表法》简单粗疏，法理未彰，比不上《法学总论》的论证宏丰，法理昭然。

他们的权利能得到多少体现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个人权利得以贲张的时期，但是翻开近代西方的劳工史看，这些权利的实现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艰苦的斗争，不懈的努力。所以，财产权在所有的革命宣言中都被列为各种人权之首，不仅在1791年与1795年的宣言中是如此，就是更为激进的1793年宣言也不例外。但若它们不再具有复返的意思时，它们就不再属于你，而属于最先占有者所有。然而，这属于生产方式的领域，表现于上层建筑中，则应该归之于此一生产方式中所产生的权利关系。

让没有政治能力的人享有这样的权利，只会使结果更糟，西方民主选举的乱象已经给出了证明，我们预言，没有权利实质的普选权，将会是西方社会的噩梦。于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权利保护就成为国家的重要功能之一，而当权利关系处于恶的对立时，法律就界入其间。[13]当然，这种改变并不彻底，还拖着过去的尾巴，体现出男尊女卑的传统。[15]在所有权方面，对于所有权有了更普遍更准确的定义：第544条 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

因此，权利承载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权利得以实现、得到维护，人们的社会生活将得以正常进行，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将得以发展进步。[34] （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107页，黑体字是我加黑的。

这里的家长权突出的是对财产关系的主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逐，人们在权利关系上的对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都会有所表现，而决定权利在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则是现实生产方式中的诸多因素。

我们可以不理会霍布斯的自相矛盾或含混，因为求安全或保全生命同时也在保护和保证所求的权利，生命同样也是权利的重要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存在。休谟的思路是这样的：我首先考虑处于野蛮和孤独状态下的一批人。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与之相反，哈特对富勒回应道：我所主张的是，虽然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许多各种各样的偶然性连接，但是在‘内容上，法律与道德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necessary conceptual connections）。[36]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下册，第27页。[18]其他的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等的设立仍如其旧，尽管其解释和具体的运用会有不同。

但是不管哲学家们在那些思辨中如何感到迷惑，诗人们却受到某种鉴别力或普通的本能较为正确的指导，这种本能在大多数的推理中比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艺术和哲学的识见还走得更远一些。实际上剩余价值的提法是不太准确的，劳动者贡献给土地所有者的并非是自己消费后的剩余物，而是先于自己消费而不得不交的贡物，这是他们得以耕种土地的前提，劳动者得到的部分才是上交地租后的剩余。

[55] 说它是小事，因为官方在解释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时并没有把它看作主要的因素。诗人们容易地就看到了，如果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有一种慈爱的关怀，或者如果自然大量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那么作为正义的前提的利益计较，便不能再存在了，而且现在人类之间通行的财产和所有权的那些区别和限制也就不需要了。

现实是不是这样，且不管它，毕竟引人向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当然也不排除恶的对立的出现，如果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压榨致使民不聊生时。[41]这些同样在《查士丁尼法典》和西欧中世纪的其他法律中表现出来。无产阶级也会照葫芦画瓢，同样举起了天赋人权的旗帜，在今后数百年的斗争中，逐步取得了政治上的普选权。[53] 这是一个大题目，鉴于民主在当代社会的赫赫声威，这似乎又是一个犯忌的话题，但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有必要作更广阔更深入的论证。

[56]尔后，端赖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才走出了困境，而三自一包的精髓，即个人权利和个人劳作直接挂钩。前一种对立，即对立同一之对立，不仅不是社会的严重问题，反而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这是合乎辩证法精神的。

[62] 一般认为，二战后，人们从纳粹的血腥法律中认识到，法律未尝不能成为推行集权和暴行的工具，因此，法学家们又开始探讨法律所应该包含的价值成分，重新正视人性和人的尊严。《法学总论》共分四卷，第一卷是关于人的规定，即权利主体的规定。

如果还有人对此有疑问，再比较一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全军覆没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枝独秀，应该是不作他想了吧。法律只是对这种已经存在的权利的承认，只是在这种权利遭到危害时进行保护。

我们说生产方式对权利的决定性影响，是从大处着墨，概括的是主要的情况。这是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吻合的。但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说，政治上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只有当人们具有政治能力的时候才能享有。树枝越界的，应修剪至离地十五尺，使树阴不至影响邻地。

多么美好的情景啊，资产阶级定要为之喝彩!以上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出在英国，这可能并非侥幸，因为正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领世界之先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激引而出的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使这些思想家们眼界大开，他们面对如此狂野的创造激情和财富井喷的浮世绘，争相在理论上给出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必将带来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私有制等，这里有深邃的思想。

……[23]这就是说，求利是人的第一天性，或者说，求利是人性的首要表现。[33]再来看看另一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他的大名在世界范围内灌耳如雷是因为其经济学成就，但他在伦理学领域亦有所建树，而且他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理论，首先是在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来的，他对人性也有深刻的洞见，他承认人性是自私和贪婪的，从这种自私与贪婪之中，别具一格地导出对他人利益或权利的增进。

仿佛没有法律赋予，人们就没有权利似的。[60] （德）萨维尼著，朱维译：《当代罗马法体系Ⅰ》，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